两千多年前的孔子，面对滔滔东逝的流水曾感慨系之：“时间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！”的确，在五千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，多少英雄豪杰都被时间之流洗刷得了无痕迹；对普通人来说，更是匆匆过客，无声息地来又无声息地去。这确实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，因为当人类作为智慧的动物意识到自己作为主体与世界的区别时，同时也就意识到了自己总免不了一死，既然意识到了生命的存在却又无法阻止生命的自然消失，这其中的悲哀和感慨也就是天然存在而且将永远存在。那么，作为智慧动物的人将如何化解自己的悲哀？感慨之后又该如何作为？不同的文化系统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，在基督教和佛教那里，都是以背对着人世，希翼在飘渺的天国求得灵魂的永生。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是以自信的微笑面对现实人生，认为人的不朽或永生存在于现实的此岸，而无须到飘渺的彼岸世界去追寻，如儒家就是首先为现实的人生确立其生存的价值，再在人生价值的确立中去寻找其不朽或永生的意义。

    儒家的观念来源于尧舜之道。尧舜之道虽然是尧舜并称，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舜帝。舜之所以能由一个普通山民而成为“帝”，其根本就在于他的“孝感天地”，舜以对孝的身体力行而感天动地，被尧帝所看重也被世人所拥戴。因此，尧舜之道的核心内涵便在于“孝”，尧舜之道也可简称为“孝道”。孝道对于中国人的意义，不仅是治家治国之道，更是中国人的灵魂归宿所在。孝道为中国人解决了生命的来源、生命的归宿和生命的延续问题，而这些问题是世界上一切哲学和宗教都极为关心的问题。

    首先，从生命来源说，中国人认为生命是一个“血缘链”：“万物本乎天，人本乎祖，此所以配上帝也”（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）。在天一祖一父一人（作为个体的人）这一链条关系中，“祖”不仅可以“配天”，还可以“代天”，“人”通过祭祖不仅可与上帝相沟通，而且祭祖本身也就是祭天，祖与天是可以二而一、一而二地转换的，所以《礼记·大昏解》说：“是故仁人之事亲如事天，事天如事亲。此谓孝子成身。”“祖”与“天”之所以能够等同，就因为他们都是生命之源的创造者。

    其次，从生命的归宿说，中国人的观念是认祖归宗。中国人信“鬼”，“鬼”是什么呢？《说文》云：人所归为鬼。”《释言》亦谓：“鬼之为言归也。”《礼记·祭义》也说：“众生必死，死必归土，此之谓鬼。”人死为鬼，归土为安，这是中国人自古就有的观念。这一观念说明，中国人所希求的不是脱离肉体的灵魂升天，而是肉体与灵魂一同归土。既然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，连毁伤都不敢，当然就更不能将它随意抛弃。所以，归土为安的观念仍然是孝道的体现。尤为重要的是，“归土”之“归”是指回归故土，决不能随意地“入土”为安。中国人总说热土难离故土难迁，即使是出门在外的游子也总要叶落归根；若客死他乡，其后人也必须想方设法将灵柩运回家乡“归葬”。中国人之所以如此重视死后之“归”，就因为“故土”是生命的本源所在，是列祖列宗的寿终正寝之处，“归土”并不是回到冷冰冰的泥土，而是回到列祖列宗的怀抱，回到生命的本源所在。能回到列祖列宗的怀抱，这其中的温馨，当然就可以使人心“安”了。

    其三，从生命的延续来看，中国人的观念是传宗接代香火延续。在西方人的观念中，生命的起源是点与面的关系，上帝是一个点，一切生命都是直接由上帝所创造，中间没有链条性环节，所以生命的存在只是单个的存在，要想获得永生也只能依赖上帝的救助。中国人将生命的存在看作一个无穷尽的链条，单个的人其生命虽短暂，却是链条中的一环，借助这个无穷尽的链条，就可以获得永生；而且，就如同归土为安不能抛弃肉体一样，中国人的永生也必须是肉体和灵魂的共同永生。肉体的永生是借助传宗接代来实现的，朱熹曾说：“然吾之身，即祖考之遗体。祖考之所以具为祖考者，盖具于我而未尝亡也。”祖考因我的存在而“未亡”，那么我就也可以因子孙的存在而“未亡”。灵魂的永生则是借助祭祀的香火来实现的，孔子曾说：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”祭祖当然祖就在，当我成为“祖”时，儿孙们祭我，我也就“如神在”。另外，灵魂的永生还可以借助“志”来实现，孔子说：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子承父“志”，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当然义务，所以愚公移山才那样充满自信，他不仅相信子子孙孙是不可穷尽的，而且相信子孙们会继承他的遗志，继续挖山不止，在这挖山不止的过程中，愚公之“志”也就可以永生了。

   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，中国人的永生并不需要上帝的救助，完全可以“自己救自己”，这种自救是通过孝道的途径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。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现世精神为特征的文化，它只关心现实人生的生活，而不关心彼岸世界的属灵生活。这其实是一种误解，中国人不是不关心属灵的生活———这是世界上所有民族都不会不关心的问题———而是将属灵的生活与属世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，并通过现世的努力来求得灵与肉的共同永生。